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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很难想象，作为三国当中的蜀国，经济却是最为发达的，蜀国的“直百币”是魏蜀吴三国之间贸易的法定流通货币。蜀汉以三国实力最弱的国力，居然有如此坚挺的货币，并成为魏吴的外汇储备堪称奇迹。而魏吴两国货币却不为其他两国的认可，不仅如此，直百币甚至远销海外，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上亦有多处出土。也就是说蜀国的直百币的得到了国际贸易上的硬通货，而魏五銖和吴大泉都在本国流通，这一切都是诸葛亮的经济战。
蜀汉的法定货币是“蜀直百”。蜀直百说白了就是百元币。这里的直就是“值”，意思就是一枚直百币在市场上有一百枚铜钱的虚拟价值。这一货币价值得到魏吴两国的认可。蜀汉在货币制度崩溃的三国时代复兴了商品经济，被历代后世所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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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自黄巾起义之后，东汉的货币政策就已经破产，曹操后来虽然统一了北方中原地带，但货币制度就已消失了近40年。曹魏政权建立初期沿用汉五铢，曹丕曾罢行五铢钱但不成功，使得曹叡复行五铢钱。魏五铢以五铢重量得名，可民间并不认可，百姓在魏亡前仍以谷帛交易为主。
而刘备入蜀之前，四川地区基本没有货币流通，也是以货易货。但问题是，崎岖难行的蜀地地形，迫切需要货币流通来发展经济。而传统五铢币的重量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负担，造成交易效率的严重下降，况且四川地区有铁无铜，当地的钱币铸造不能，严重依赖“外币”这让商贩们苦不堪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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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备入蜀之后，为了解决“军用不足”问题，刘备采纳了刘巴的建议，发行了直百钱。这一举措迅速聚集到了物资。史载：“数月之间，府库充实”，的显著效果，算是解决了刘备的燃眉之急，这是刘备从士绅集团那里直接掠夺财富，而之所以没有引发经济动荡，就是因为刘备的投入直百钱的地方是“官市”，而非民间。
直白点说，就是让富户拿出从金银，兑换掉刘备手上的直百币，以便让金银再度收入成都库府，从而让政府拥有对市场的掌控权。朝廷再以信用保证直百的兑现能力，在政府有高度信任的前提下，蜀汉贵族对持有直百不会有太多疑虑。大币和小钱虽然都是虚值，但执行起来差别很大。小钱可以在政府压力之下强行兑换良币，但直百在百姓无钱可掏的情况下只能兑换到寂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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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百钱在短期内的效果立竿见影，那么，如果从长期效果来看，也是成功的，原因就是蜀汉的经济十分发达，资源流通远远胜于曹魏。蜀直百的稳健，来自于刘备政府回收到足以掌控市场的大量金银。
连年征战对偏居一隅的蜀汉国力是个重大考验，但蜀汉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崩溃。孙权曾经效仿刘备发行直百钱但和稳定的直百不同，孙权不断地制作更高额的货币。最开始是大泉五百、然后是大泉二千、后面又是大泉五千。这就导致了东吴发生恶性通货膨胀，而不是像蜀汉那样一以贯之的维持固定货币。最后孙权没办法，只好亲自宣布回收大泉系列货币。而蜀汉的币值一直十分稳定，即使在刘禅晚期泰安配资，也没有因经济凋敝发行大于百元的货币。蜀汉民生经济也因此成为三国最稳定的一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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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，良币会胜过劣币。直百钱优势明显，价值稳定，因此也广受各国人民的欢迎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时的国际货币。蜀汉一直坚持运营直百，再未发售更高面额的货币。直百的信用在经过时间的洗礼后不断增强，成为三国人民都愿意使用和储蓄的货币。
还有就是蜀汉的社会控制力非常强，比之前的东汉和同时代的曹魏东吴都要强，能够控制住私铸。当然这是因为蜀地得天独厚，本身就有铜矿，而且冶炼铸造非常集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蜀钱就值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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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魏实行的谷帛货币制度，因为取巧伪造已经是普遍现象，烂到了不得不改用铜钱货币的地步，曹丕恢复铜钱制度是失败告终的——曹魏的货币经济要烂到什么程度，在221年魏文帝一度废弃五铢，改以物易物，227年魏明帝又恢复五铢，还用汉代旧钱等。东吴在236年发行大泉，后又废除，为此不得不大量用蜀汉直百，称为“蜀钱吴用”。
而蜀汉直百币之所以货币坚挺其背后有两大物资保障，这就是蜀锦和蜀盐。这两大商品是直百币核心价值的体现，蜀锦是当时贵族个人享受和外出撑场子的必需物品，而蜀锦是由蜀汉政权垄断经营的。而这一技术，曹魏和东吴都无法复制，蜀汉当时要求所有人购买蜀锦时必须使用直百钱，就可以将直百钱与蜀锦挂钩，采购商当时只能用25倍的铜币兑换一枚直百。这同黄金石油和美元挂钩的原理是一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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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的价值在丝绸织品中最高的，自古便有“其价如金”之说。在汉末货币经济崩溃的背景下，蜀锦更是成为了代用货币的佼佼者。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，让纺织业规模体制化，国家产业化，诸葛亮认为蜀锦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，蜀锦的对外贸易收入将是蜀国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。把工商业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，诸葛亮是历代第一人。
他在蜀汉地区实行“重本而不抑末”的政策，不仅允许官办、商办和个体家庭手工业等不同的经济体从事蜀锦生产，他自己还亲自动手在府邸的周围种桑800株进行示范，号召蜀地百姓大量植桑、养蚕，为蜀锦生产提供足够的原料。为此还特别设立锦官，管理织锦。仅成都一座城市，聚集的织工就多达7.6万人，直到蜀汉灭亡时，库存的蜀锦绸缎依然多达20万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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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想富先修路”，诸葛亮为推动商业发展，开始重视与外界的交通联系，他下令组织人力修复秦代川陕边境的栈道，开山凿石筑成山路，以供商旅通行，而且还开通了蜀地至贵州、广西的陆路交通。由于交通开始便利，蜀国对外贸易局面焕然一新，蜀锦的销路也更为广阔，不仅行销魏、吴两国，甚至还通过东南水路和陆路远销至东南亚及西亚诸国。靠着蜀锦的出口，蜀汉政权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。
除蜀锦之外，还有就是煮盐。四川煮盐早已有之，四川某些地区地下水盐量较高，用火相煮即可出盐。再就是大力开盐矿，当时蜀汉已经有了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大粒盐。对此之下，曹魏的青徐海盐河东盐池皆黯然失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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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蜀锦一样，蜀盐也在蜀汉被体制化管理。早在刘备时代，蜀汉就开始设立“盐府”作为制盐业的管理机构。在刘备与诸葛亮的不断关注下,井盐生产兴旺,“利入甚多,有裨国用”。当王连擢升为蜀郡太守、兴业将军后，仍然“领盐府如故”。盐业毫无疑问也是蜀汉对外贸易盈利的重要产业。诸葛亮通过薅各国的羊毛的方式来满足蜀汉的国防开支，极大地缓解了蜀地民众的压力，也就此创造了一州战九州的奇迹——毕竟九州都在背地里资敌。
为了抵御蜀锦对本土丝绸的冲击，曹丕带头抵制“蜀锦”，支持国货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而大量的走私又导致国家税收流失。等曹睿上位后，就彻底放开蜀锦贸易。至于东吴，人家一开始就是自由贸易。孙权自己就喜欢没完没了的给部下赐蜀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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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汉却把皇帝年号铸于币上，属于历史首次。在信息传播较差的古代社会，这种新钱不仅可以帮助市场分辨钱币源流，还可以让边陲地区知道些许朝廷的变化。新币在无形中成为了一种王化宣传，引发后人效仿。
蜀汉政权虽然最早亡国，但直到南梁时，蜀地百姓仍在使用不同纹样的蜀直百，由此可见民众对直百价值的认可度，远远超越一般人的想象。一枚小小的钱币，凝聚着皇汉最后的精魄，见证着汉族百姓对汉朝最深沉的缅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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